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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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芳
【案情】
周某与窦某、孙某、程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，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于
【评析】
打击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犯罪，是切实解决执行难的有力保障，但纵观刑法理论或实务、法律规范或各地指导意见，对于本罪的行为何时起算均未达成共识，导致司法实践中本罪认定难。
具体到本案，被执行人拒不执行（针对恶意隐匿、转移、明显不合理价格处置财产等行为）的时间起算结点符合“生效说”（参见2016年最高法院第71号指导案例、2017年宁波中院《关于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犯罪行为入刑问题》第7条、2018年江苏高院《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通知》第3条）。该说认为据以执行的文书生效前，执行义务尚未确定，不宜认定本罪，文书中明确负有债务的一方在文书生效后“应为不为”“应为拒为”，明显侵犯法益（合法债权、审执权威）则当可罚，不必苛求行为发生于执行立案或执行通知书送达后。
值得讨论的是，该观点是否亦存漏洞，为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的恶意隐匿、转移财产行为留白空间：
第一，行为发生在财产保全期间。根据江苏高院《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通知》第3条“如果符合非法处置查封、扣押、冻结的财产罪构成要件的，可以以该罪论处。不构成其他犯罪的，可以通过民事手段获得救济”，完全保全自不必说，但囿于保全不得明显超标的规定，如以大额本金为基数自保全立案之日起算的利息、需长期履行的债务、后续高额赔偿款等财产无法得以保全。大量被保全人在得知财产被查冻扣后即启动恶意隐匿转移财产行为，使“生效说”难以实际发挥震慑犯罪、惩治恶意规避执行之目的。
第二，行为发生在文书生效前且债权债务关系相对明确期间。此时债权债务明确的是对待给付关系，该关系的认定应以事实判断为准，而不必强求法律判断，例如在抚养赡养费纠纷、生命权、身体权、健康权损害赔偿纠纷，双方当事人对侵权的事实与赔偿关系不存异议，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赔偿给付的标准、金额。若被执行人明知其对债权人有给付义务，而在此期间大肆转移财产，造成执行中确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终本结案，结合其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，应以归罪。
第三，行为发生在文书送达后至生效前期间。被执行人收到裁判文书、仲裁裁决书等文书后，其对债权债务关系即应有明确的认知，至少有清楚的预判，此后行为人未对一审裁判上诉、未对仲裁裁决书起诉，更遑论利用上诉、起诉期间恶意拖延文书生效时间，且在该期间恶意隐匿、转移财产规避执行，若绝对化将本罪行为起算时间定为“生效前”，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纵容拒执行为，架空本罪刑罚规定。
综上，上述本罪构成的行为方式、行为时间不一而足，其认定标准亦无法盖棺定论，笔者倾向于以“生效说”为原则，以“生效前”为例外对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的行为起算时间进行认定。其一，从法理解释，原则上“生效后”与例外情形“生效前”之行为认定标准并非枘凿不容，两者皆以被执行人知晓义务作为其存有主观故意的判断前提，契合刑罚主客观相统一原则；其二，司法实践中，该观点亦得到有力支持，参见2018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、浙江省人民检察院、浙江省公安厅《关于依法惩处拒执犯罪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》第七条及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1396号之裁判精神：即在判决生效前，行为人为了逃避执行而实施隐藏、转移财产，判决生效后继续隐匿财产的，可视为行为处于持续状态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。
